案情简介:2010年4月13日16时许，犯罪嫌疑人温某在某县农行伺机行窃，观察到刚取出50万元现金的刘某将现金放进奥迪A8后，便驾车一直尾随其后。后刘某准备将车停到县公安局斜对面的一茶馆处，温某使用事先准备好的机动车干扰器对刘某的汽车进行干扰，以阻止刘某锁住汽车车门，致使刘某几次使用车载遥控器均锁不上车。温某发现刘某已有警觉，遂关闭了机动车干扰器，刘某才将车锁住，随后报案，温某被当场抓获。
本案争论焦点是温某的行为属于犯罪预备形态还是未遂形态，犯罪阶段的界定直接关系到对温某行为的定性，是否追究温某的刑事责任及量刑的轻重。认定温某使用干扰器干扰车主锁门的行为是为盗窃准备工具、创作条件或是已经积极着手实行盗窃是本案的关键所在，以下为两种争论意见：
第一种意见认为，温某的行为属盗窃预备，但可以不追究其刑事责任。温某跟踪被害人伺机作案，使用干扰器干扰锁车，是为顺利实施盗窃犯罪而创造条件。且干扰器的作用仅使车锁失灵，而未直接接触犯罪对象，故行为仍处于预备状态，根据刑法第二十二条规定:“预备犯，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、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。”
第二种意见认为，温某的行为属盗窃未遂，应当定罪处罚。犯罪嫌疑人温某尾随车后使用汽车干扰器的行为已经开始“着手”盗窃，只是本案中所实施的“着手”行为较为隐秘，由传统的盗窃手段转变为采用高科技手段，本质上看干扰器仍属于人手的延伸。由于犯罪嫌疑人意志以外的原因，犯罪行为未能既遂，故本案属于盗窃未遂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中规定:“盗窃未遂，情节严重，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，应当定罪处罚”，故温某的行为属盗窃未遂，应对其定罪处罚。
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，原因如下：
首先，行为人的行为属于犯罪预备。行为人尚未着手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。预备行为只是为实行行为创造便利条件，不可能直接造成实行行为所要造成的结果。行为人的行为只是指向了汽车，尚未指向汽车中的财物，即使使用干扰器使车门无法关上，也只是为进一步着手实施犯罪创造条件，原因在于，车门无法关上并不能直接造成财物损失的后果。正如不能将入室行窃打破玻璃的行为认定为盗窃罪着手一样，行为人尚未指向财物，应认定为犯罪预备。本案中，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使温某未能接触犯罪对象，故其行为属于犯罪预备。
其次，盗窃罪是常见的犯罪，认定盗窃罪是否成立，刑法学界一直存在两种观点，即“接触说”和“控制说”。本案中，温某的行为仅仅是干扰了车主关车门，其行为为下一步的行窃提供便利条件，本人并没有直接接触到装有巨款的后备箱，从这个角度来讲，行为人仅仅是为下一步的开车门取巨款做了进一步的准备。正如在司法实践中我们认定一般的入户盗窃一样，并不把翻墙越院、撬门入室当作犯罪的实行阶段，仍然理解为犯罪的准备阶段，只有真正接触到财物才进入到犯罪的实行阶段，因此，在此案中，温某干扰车主锁门的行为也只是为他接触后备箱的50万巨款做好了准备。
刑法总则第二十二条规定“预备犯，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、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”，但盗窃犯罪是数额犯，实践中对于数额不大的盗窃预备行为和盗窃未遂行为，一般不定罪处罚。且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中规定“盗窃未遂，情节严重，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，应当定罪处罚”，可见，盗窃未遂只有在情节严重的情况下方对其定罪处罚，但该解释未对盗窃犯罪预备如何处理作出明确规定。
综上分析，检察机关之所以以盗窃未遂提起的公诉，一是在车主已觉察温某的盗窃意图，使用干扰器的行为已经认定为盗窃的着手行为；二是本案涉案金额特别巨大，给车主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恐慌，从此案的社会影响和刑法惩罚犯罪目的等因素综合考虑。
本案争论焦点是温某的行为属于犯罪预备形态还是未遂形态，犯罪阶段的界定直接关系到对温某行为的定性，是否追究温某的刑事责任及量刑的轻重。认定温某使用干扰器干扰车主锁门的行为是为盗窃准备工具、创作条件或是已经积极着手实行盗窃是本案的关键所在，以下为两种争论意见：
第一种意见认为，温某的行为属盗窃预备，但可以不追究其刑事责任。温某跟踪被害人伺机作案，使用干扰器干扰锁车，是为顺利实施盗窃犯罪而创造条件。且干扰器的作用仅使车锁失灵，而未直接接触犯罪对象，故行为仍处于预备状态，根据刑法第二十二条规定:“预备犯，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、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。”
第二种意见认为，温某的行为属盗窃未遂，应当定罪处罚。犯罪嫌疑人温某尾随车后使用汽车干扰器的行为已经开始“着手”盗窃，只是本案中所实施的“着手”行为较为隐秘，由传统的盗窃手段转变为采用高科技手段，本质上看干扰器仍属于人手的延伸。由于犯罪嫌疑人意志以外的原因，犯罪行为未能既遂，故本案属于盗窃未遂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中规定:“盗窃未遂，情节严重，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，应当定罪处罚”，故温某的行为属盗窃未遂，应对其定罪处罚。
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，原因如下：
首先，行为人的行为属于犯罪预备。行为人尚未着手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。预备行为只是为实行行为创造便利条件，不可能直接造成实行行为所要造成的结果。行为人的行为只是指向了汽车，尚未指向汽车中的财物，即使使用干扰器使车门无法关上，也只是为进一步着手实施犯罪创造条件，原因在于，车门无法关上并不能直接造成财物损失的后果。正如不能将入室行窃打破玻璃的行为认定为盗窃罪着手一样，行为人尚未指向财物，应认定为犯罪预备。本案中，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使温某未能接触犯罪对象，故其行为属于犯罪预备。
其次，盗窃罪是常见的犯罪，认定盗窃罪是否成立，刑法学界一直存在两种观点，即“接触说”和“控制说”。本案中，温某的行为仅仅是干扰了车主关车门，其行为为下一步的行窃提供便利条件，本人并没有直接接触到装有巨款的后备箱，从这个角度来讲，行为人仅仅是为下一步的开车门取巨款做了进一步的准备。正如在司法实践中我们认定一般的入户盗窃一样，并不把翻墙越院、撬门入室当作犯罪的实行阶段，仍然理解为犯罪的准备阶段，只有真正接触到财物才进入到犯罪的实行阶段，因此，在此案中，温某干扰车主锁门的行为也只是为他接触后备箱的50万巨款做好了准备。
刑法总则第二十二条规定“预备犯，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、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”，但盗窃犯罪是数额犯，实践中对于数额不大的盗窃预备行为和盗窃未遂行为，一般不定罪处罚。且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中规定“盗窃未遂，情节严重，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，应当定罪处罚”，可见，盗窃未遂只有在情节严重的情况下方对其定罪处罚，但该解释未对盗窃犯罪预备如何处理作出明确规定。
综上分析，检察机关之所以以盗窃未遂提起的公诉，一是在车主已觉察温某的盗窃意图，使用干扰器的行为已经认定为盗窃的着手行为；二是本案涉案金额特别巨大，给车主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恐慌，从此案的社会影响和刑法惩罚犯罪目的等因素综合考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