１月１８日下午，王某到市内一家电影院看电影。入座后，刘某经王某前边空隙处到自己座位入座时，不慎踩了王的脚。王非常疼痛，就边骂边打了刘一拳。刘挨打后没有还手，并向王道歉。但王继续对刘进行责骂，引起争吵。二人走出电影院后，王又挥拳向刘面部击打，此时刘予以还手，连续向王头部、颈部击打数拳，互殴中被电影院保安人员拉开，并将二人送到附近公安分局。后经医生检查，王某左眼眶发紫红肿，眼球充血，门齿松动，唇裂出血，左颈部软组织挫伤；刘鼻部挫伤出血。该公安分局于１月２０日根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决定给予刘某治安拘留２日的处罚，给予王某警告处罚。刘某不服，在接到通知后第二天向市公安局申请复议。市公安局复议维持了区公安分局的裁决。刘不服，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认为自己虽踩了王的脚，但不是故意的，且在挨了王的打后不但没有还手，还向王赔礼道歉，只是在王某再三挑衅下才出手还击将王打伤的，王应对互殴行为负主要责任，仅受警告处分不合理，要求法院撤销公安机关对自己的裁决或加重对王的处罚。区人民法院立案后，为正确处理此案，根据《行政诉讼法》第二十二条“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，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，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”的规定，通知王某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。
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，原告刘某与第三人在公共场所互殴，均应受到治安处罚。第三人王某虽受伤较重，但他是互殴的挑起者，从互殴的过程看，他应负主要责任。然而公安机关却对原告刘某予以拘留２日的处罚，而对第三人王某仅予以警告处罚，显失公正，故根据《行政诉讼法》第五十四条第一项、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：（一）维持被告对原告刘某的治安处罚裁决；（二）变更被告对第三人王某的处罚裁决，判决对王某处以１５０元罚款。
本案是公安机关根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》在自由裁量范围内作出处罚决定的案件。在查明案情、分清各方责任的基础上，可明显地看出被告对第三人的处罚是畸轻的，相对地，对原告的处罚显失公平，没有体现出过错与责任相适应的原则，法院应根据《行政诉讼法》第五十四条第四项“行政处罚显失公平的，可以判决变更”的规定，变更公安机关的裁决。
对于判决变更的案件，原处罚畸重的可以改轻，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没有什么异议。但本案是将畸轻处罚变重，而且是变更罚种，由原来的警告变更为罚款。这在法律上是否可行呢？对这个问题，理论界和实践中都存在争议，我们认为：（１）在行政诉讼中，法律规定被侵害人不服行政机关对侵害人的处罚而提起诉讼时，法院通过审理，可以作出加重处罚的判决。否则，被害人起诉就会失去意义。但是法律如果只规定被处罚人才有权提起诉讼，法院对提起诉讼的被处罚人就不宜再作出加重处罚的变更判决，这与刑法理论中的“上诉不加刑”的道理是相同的。因此对《行政诉讼法》第五十四条第四项所规定的“显失公平”应理解为既包括处罚过重，也包含处罚过轻，人民法院的司法变更当然也就应包括减轻处罚，也包括加重处罚，否则被侵害人不服行政机关对侵害人的处罚，提起诉讼寻求司法救济就失去了意义。（２）立法机关为了让行政机关更好地行使行政处罚权，在行使处罚权时能考虑到各种具体环境，以便最恰当地对违法相对人予以处罚，通常在法律法规中给行政机关留有较大的、有时甚至是很大的自由裁量范围，包括对罚种的自由裁量。但由于各种原因，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在行使权力时，可能会违背立法的目的和意图，作出显失公正的处罚决定。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对人因此提起的行政诉讼中，就应该既可以变更处罚的幅度，也可以变更罚种。如果法院只能变更幅度而不能变更罚种，就可能作出仍为显失公平的变更判决，这样既有可能使相对人“冤沉海底”，也可能使违法行为人得不到应有的处罚，甚至逍遥法处。因此，人民法院司法变更的权限范围理所当然地应包括变更罚种。
因此，法院经审理，根据《行政诉讼法》的有关规定，作出加重对第三人王某的处罚并变更罚种（改警告为罚款１５０元）的判决是正确和适当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