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当官的也过新年，也有三五天甚至七天的假期，只不过他们实在不怎么快乐得起来。
古代官员过年，是自唐朝开始才有了明文规定的假期，通常是从正月初一开始。据《唐六典》卷二所载开元假宁令：“元正、冬至，各给假七日。”“元正”指的就是新年，宋代延续了这个天数，元明清三个朝代则缩减为三天。
按说，官员新年休假，可以不上朝、不办公，可以回家享受老婆孩子热炕头，可以走亲访友、旅游宴饮，怎么会不快乐？
集体活动太多
新年到来前夕，历代皇帝都要举行封宝仪式，将皇帝的二十五宝印玺封存起来。在这个仪式上，必须参加的官员有内阁大学士、钦天监、礼部属吏等，一个都不能少。
另外，皇帝过年，还要祭神、祭祖、举行宴会等等，当官的焉能不去捧场？
唐、宋两朝皇帝过年的花样最多，除例行活动之外，还喜欢没事到处转悠看风景，害得官员们也得跟着转悠。
清代皇帝喜欢在新年写“福”字赐给王公大臣，收到的自然得去谢恩；写完了“福”字，他还要郑重封笔，仪式隆重肃穆，手执名香致敬，官员们也都得参加。
各种活动参加完毕，新年假期估计也完了，还累得够呛，叫官员们怎么快乐？
资历浅的、没钱送礼的官员，新年要被安排值班，心里就更别提多郁闷了。
据《南部新书》记载，唐代御史台很会欺负新来的同事，凡新入台省的官员，照例都是“节假值五日，谓之‘伏豹值’；（其他）百司州县初授官，陪值者皆有此名”。也就是说，不管是平时的星期天，还是新年假日，“新兵蛋子”都得为“老兵油子”替班，全国上下都一样，不能搞“特殊化”。新媳妇想熬成婆，慢慢来吧。
当然，如果新来的官员能够出钱送礼走后门，也可免于值班。这个“传统”始于西汉时的宫禁“三署”：谁出办公经费谁就可享受额外休假，回家过年。到了唐代以后，公务员走后门休年假几乎公开化了。那些因贫寒而出不起钱的穷官小吏，就是生病告假，还得用例定的假日来抵偿，甚至还有一年到头都值班的。
另据《万历野获编》记载，明宪宗时，周洪谟任国子监祭酒（大学校长），为官严厉，名声非常不好，但他有一个嗜好，就是喜欢打猎捕鸟，谁能和他一起参加的，他就给放假过年，否则休想，“募监生能捕者与之假”。碰到这种“贪玩”的领导，下级只好自认倒霉。
休假要做正经事
既然是休假，为啥还要做正经事呢？这也是汉朝传下来的先例。据《后汉书》和《太平御览》等史料记载，汉朝官员在假日里，要么去“在职进修”，如宋均“每休沐日，辄受业博士”；要么下地从事劳动，如尚子平“为县功曹，休归，自入山担薪，卖以饮食”；要么搞科学实验，如蔡伦“每至休沐，辄闭门绝宾，暴体田野”。到了唐宋以后，官场风气虽然有所变化，但仍然以“豪富郎日出游戏”为鄙事。
如果新年里不干正经事，那就要小心了。据《能改斋漫录》记载，宋代章郇公（章得象）爱好赌博，“作正字（秘书省职称）日，元正休与丁晋公博……约明年复博”，没想到假期一完，就被监察御史狠狠地参了一本，说他“为帝侍，元正应祈福于帝，独迷博，非诤臣也”。这个大帽子扣得有些上纲上线了，但还说得过去，毕竟赌博不是什么好事情。
另据《宋史》记载，王安石为相时，就爱干涉官员们在新年假日里的娱乐，“时汴京员吏好因元正沐游戏市里，为百姓所患。介甫（王安石的字）出逢之，必下车公谒，以愧其心，自是莫敢出者”。大过年的，官员连逛街也不行，王安石未免管得太多了。
贺拜不堪其扰
前文里说过，古代官员在新年里做的事情，花样还是不少的，业余进修、干活挣钱、游戏市里、吃喝赌博等等。有的是正经事，官员不爱干；有的不正经，官员喜欢干却不敢干。但是，有一件事却必须干，那就是亲朋、同事之间的拜年贺节。
《轩渠录》里有这样一个故事，北宋时刘颁任职馆阁，“节日，同舍有从者以书简盛门状遍散于人家”，就是有同事命侍从捧个名片盒子，以散发名片的方式给朋友同僚贺节，可见新年假中相互拜年贺节的风气形成已久，已经到了不胜烦扰，因而用分送贺卡代替的地步。
可是，请人送贺卡，也是需要付跑路费的，刘颁就想出了一个很幽默的办法，既不用请小工，也不花钱，而是钻空子：“贡父（即刘颁）知之，乃呼所遣人坐别室，以酒炙犒之，因取书筒视之。凡与有一面之旧者，尽易己之门状。其人既饮食，再三致谢。遍走巷陌，实为贡父投刺，而主人之刺不达”。一顿酒食解决了所有的难题。
过个新年，有这么多的不快乐，古代公务员确实挺郁闷的。不过，有的官员会从精神层面来进行调剂。不是不让人快乐吗？那好，咱就自己找乐子。唐朝诗人卢照邻就很有特点，过年期间避开众人，独自去野外寻找乐趣，“归休乘暇日，?稼返秋场”（《山邻休日田家》），算是一种自我精神抚慰；白居易也有自我放松的办法，“无轻一日醉，用犒九日勤”（《郡斋旬假命宴》）。乐天（白居易的字）先生真是一位勤政的好干部，平时放松一天大干九天，新年里估计要连续醉上数日才够本的。